“假结婚”其实就是“合理利用规则”

  “假结婚”其实就是“合理利用规则” 尹某通过一系列合法婚姻登记手续证明了的离婚结婚行为，都属于十分确凿的法律事实。因而，在法律程序和形式上，都并不属于“虚构事实”范畴　　为了将“丈母娘”户口迁入，多获得十几万拆迁款和丈母娘养老保险费，四川省宜宾村民尹某和妻子盘算了一个复杂“计划”：尹某先与妻子离婚，再与77岁前丈母娘登记结婚，让前丈母娘落户本地，随后，尹某又与前丈母娘离婚，再与妻子复婚。为此，当地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尹某夫妻提起公诉。　　尽管，从真实动机和后果上看，尹某夫妻骗取“拆迁款和养老保险费”的性质似乎十分明显，并且，其具体的欺骗手段，在家庭伦理上也显得十分荒谬——不惜“与‘丈母娘’结婚”。但在这里，笔者仍不得不说，从严格法律角度看，针对尹某的“诈骗”罪名其实并不成立。　　法律意义上的所谓“诈骗罪”，一个基本的构成要件和前提便是“虚构事实”。而从法律形式、合法性角度审视，必须承认，尹某的上述一系列结婚、离婚行为，实际上都并不违法、完全合乎《婚姻法》的相关规定。　　如依据《婚姻法》，只要满足“双方自愿”“结婚年龄”“无三代血亲及不应结婚疾病”三项条件，男女双方即可登记为合法夫妻。同时，也只有出现“重婚”“有血亲关系、患不应结婚疾病”“未达婚龄”等情形，才能判定“婚姻无效”。这意味，尹某与“前丈母娘”自愿登记结婚，并不违反《婚姻法》，也并不具有“婚姻无效”情形，完全是属于法律认可的真实有效合法婚姻。　　既然如此——“与前丈母娘结婚”完全真实合法有效，那么，它又怎么可能在形式上同时构成“虚构事实”意义上的诈骗呢?受法律认可、具有合法手续的婚姻事实，难道不正是最基本的法律事实?　　我们知道，司法诉讼所对应的法律事实，其实既不是一种纯粹的客观事实，也不是一种简单道德伦理层面的事实，而必须首先是一种合乎法律规范和逻辑、能用合法证据证明的事实。显而易见，尹某通过一系列合法婚姻登记手续证明了的离婚结婚行为，都属于十分确凿的法律事实。因而，在法律程序和形式上，都并不属于“虚构事实”范畴。　　当然，在这里，笔者所以强调尹某并不构成“诈骗罪”，并不是想替其“与前丈母娘结婚”行为辩护，更不意味着赞同他的这种行为。想强调的仅仅这样几点：其一，我们不应将道德伦理人情上的“欺骗”，与严格法律层面的“诈骗”混为一谈，甚至动辄选择性地使用公权力追诉(全国那么多吃空饷官员，“诈骗”性质更为确凿，为何罕有被以诈骗罪起诉?)。其二，在法律意义上，尹某行为即便确属不端，实际上也主要是一种“钻法律空子” “利用规则漏洞”的行为，而不是严格的违法行为。这正像此前伦敦奥运会上引起热议的“羽球女双消极比赛”事件，运动员违反的主要是奥林匹克精神，而非比赛规则本身。　　其三，“利用规则漏洞”诚然不是什么光彩之事，但是正视并承认这种行为的“合法性”或“不违法性”，却又是一种应有和必要的法治规则和精神。只有尊重这一规则、秉持这种精神，法治才会是完整的，也才可能不断促进法律规则的不断趋于完善。 引用法条该文中引用法条，自2021年1月1日《民法典》生效后，更改为：[1] 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四十七条